一位好朋友昨晚（5月13日）发来短信：请各位朋友都来帮助四川的兄弟姐妹吧，我在北太平庄血液中心献血，各位如果方便也一起来吧！很让人感动。

我们中心一位咨询师平时很乐观、很洒脱，那一天竟然沉默无语，眼见着是满心的伤怀。

一位咨询师同行则发出了“关于成立抗震救灾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服务队的倡议书”，想来也是要做点事情的。

似乎周围的人都动起来了，电台节目则让在我一天中三次谈论地震灾难时的心理救助问题。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关心，毕竟汶川离我是遥远的，尽管我极其愿意参加《心理月刊》组织的地震孤儿救助心理康复专家组，也仍然感觉地震是遥远的。反倒是经历过的1975年地震的回忆是清晰而贴近的。

回顾历史，无论是怎么样的灾难，都是可以战胜的，因此，对于灾后重建工作，我充满信心，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是充满信心的。至于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想来也是很多人所愿意的。而有关灾难事件中的心理干预的专业问题，也必然有诸多讨论和实施方案。

此时此刻，我更愿意做的，是跳出事件本身去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

说实话，相对于灾区人民的苦难，我更牵挂的是家中老母的健康问题。由于母亲健康问题引发我对于生命地思考已经很久了。

那些在地震中丧失了生命的人，不知道他们当时是不是感受到了痛苦，但是，对于他们的亲人、朋友来讲一定是难以抹去的伤痛。

每个人都很清楚，财产的损失也许很大，但那都是可以重新创造的，唯有无价的生命是无法重来的。这样的认识，其实在平常的日子里也是清晰的，只不过生命的得失常常是“个人”的事情。灾难事件中激发了人们对于生命的空前的重视是因为“许多人”的生命受到了伤害。数字上的变化，似乎符合概率增加的含义，由此也仿佛将生命的价值一下子提升了无数。而实际上，对于个体来讲，每一个伤害都是全然的。但是，这种伤害常常被忽视。

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故或灾难发生，都会有生命流逝，但是，每个人似乎都觉得那些事情与自己无关。客观的事实是，每个人都是要死掉的，那剩下的问题就是活着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让生命的意义充分发挥出来。

我不知道的是，那些在地震中丧生的人有多少在地震以前已经为死亡做好了准备，换句话说，他们每天都将自己的生命意义真正地发挥出来，他们也都为自己的亲人朋友安排好了自己的身后事。想来能有准备的人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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