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克-索瓦热奥等人看来，科恩-本迪“太无政府主义、太不可预料了”。为此，他们拒绝与他合作。而在这个努力失败后，科恩-本迪也厌倦起了“法全联”的瞻前顾后、官僚做派。他决定自己干。

他抛出了又一个新名目。长久以来，法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异常古老、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大学是神圣的，所有暴力机器都不得介入。然而，在学运潮流愈演愈烈之际，是格拉潘院长而不是其他人，在一场小骚乱中招来了警察。以此为借口，科恩-本迪向格拉潘提出申请，借用一间大阶梯教室，以全校性辩论的方式来探讨“格拉潘做得对不对”。

理所当然地，格拉潘拒绝了。这正中“红色达尼”的下怀。他仿佛有了天大的理由，2月29日这一天，他率领百余名青年大摇大摆地强占了学院行政楼。而在格拉潘让人拉下电闸后，他大声叫喊：“两分钟！两分钟之内不恢复供电，我将占领整个学院！”

不到两分钟，行政楼又亮起来了。

此后几天，科恩-本迪的花样一个接着一个。在会议室摆上香槟、将报告厅变成舞池之后，他抛出了“142人声明”，号召巴黎大学圣米歇尔校区的“同学们”一起干；当那些“同学们”果真动手、占领了笛卡尔梯形教室后，他又和愁眉苦脸的格拉潘院长开始了猫抓老鼠般的游戏：他说，院方要为学生提供一间专供政治集会的大教室，否则不予撤出；而格拉潘划拨了一间有500个座位的教室后，他又说，这个教室不够用，必须有1000个座位；最后，当格拉潘拒绝时，科恩-本迪更加干脆，他又重演了一出“抢占”大教室的老戏……

3月下旬，将这个可怜的老头儿，被戏称为“总是自由主义”的格拉潘耍了个够后，“红色达尼”似乎不屑再欺负这个老实人了。他试图折腾出更大的动静来。

由于历史渊源，法国积极地介入了越南战争的调停。这一年，在众多密使相互试探、穿梭往来之后，美越双方决定在巴黎开始公开的停战谈判。然而，想让戴高乐不好受的小伙子多着呢！3月22日这一天，百余名左翼青年袭击了位于巴黎歌剧院附近的美国捷运公司，并焚烧了一面美国国旗。当天晚上，参与行动的6名学生被捕，其中包括农泰尔文学院学生、与科恩-本迪私交不错的格扎维埃-郎格拉德。几十年后，科恩-本迪谈到，他“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

当天傍晚，科恩-本迪等人再度占领了行政楼，以抗议警察逮捕学生。许多当事人后来回忆，那一天，“啤酒和三明治摆满了教授们通常辩论的椭圆形讲坛……议论、推断、欢笑，直到深夜一点半”。但，这已经不再是“红色达尼”与格拉潘院长的游戏了：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一个小小的、仅有142名成员的组织诞生了；不久后，这个效仿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7月26日运动”、命名为“3月22日运动”的小团体，将成为法国“红五月”风暴的核心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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