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普莱丝小姐一起到北京，准备从那里搭美军军用运输机进入延安。我们向美军申请机位，但结果只有普莱丝小姐被接受。我们去求叶剑英出面，他毕竟是共产党军队的参谋总长，但是仍然被拒绝了。

当天晚上，为了安慰我，叶剑英提出让我去张家口。正如我期盼的那样，当地指挥官聂荣臻便要求我在那工作。他们正在建一个英语广播电台，缺少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协助他们工作。我在那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仍然想着去延安。

正当我感觉希望全破灭的时候。“送”我去延安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9月，国民党军队朝张家口逼近。聂荣臻要求我转战到延安去继续广播工作。

1946年10月19日，那是个星期六的夜晚，我终于到达了延安。

延安看上去纯粹就是窑洞，但很干净。我们走进一座长而低矮的石头房子，仍然记得他们说的每个周六晚上有舞会。房子里传出小提琴、低音提琴，好像还有一支萨克斯风的声音。有个人推开门，我看到了毛泽东画像中的真人：他穿着咖啡色的衣服，扣子扣到脖子上，和我见过的画像一模一样，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好——房子、音乐、氛围。正当我凝视的时候，乐队奏响，大概是狐步舞曲，毛泽东动了起来，邀请舞伴，滑向舞池。我看着毛泽东和娇小的舞伴在舞池中翩翩起舞，心里一阵兴奋。

毛泽东看到我，停了下来。有人领着我走过舞池做正式介绍。他微微一笑，握住我的手说：“欢迎美国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我们这里只有小米加步枪，你会发现我们这里的生活很简朴。”他把带到旁边的椅子边坐下，“你的中文说得真好。如果同意，让我们找个时间，你来跟我谈，一天或者两天，谈谈美国。”

“如果真是这样，我倒是很乐意。”我说。

那一刻，我没想到自己的运气居然如此好。以前在斯坦福我一直学习他的文章，一直看报纸上他的消息，居然他就和自己坐在一起聊天。

第二天，我来到了我工作的地方。张家口的每日二十分钟广播因为轰炸而停止，延安这里就开始试播。而我，正是他们需要的人，给他们的人作培训，润色他们的英文，并给他们帮助及建议，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

毛泽东提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认为是十分地道的。在那里，言论比较自由。在党的会议上，党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鼓励党员有什么话就说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叫韩托夫的老党员，认为毛泽东的土改是错误的，认为斯大林是正确的。经常在支部会上慷慨激扬地发言。

除此之外，那里的人更是淳朴、坦荡，大家相处十分融洽。记得有一次，当时我们每个人每月发一大包木炭。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木炭没有了，他们豪爽地说：“你用我们的木炭，我们的木炭烧光了下个月再说！”任何一个人都会这么说，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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