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回答。

我突然间明白了。在这个层层递交的过程中，每个经手的人都会从这个不幸者身上榨取一份。然而，他自己还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只觉得难受。

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自己为什么复员的时候没有回国，我仍常常想起他和他的女儿。因为我相信，要帮助那些生活和他们一样悲惨的人，这是惟一的道路。

美国有一句话：“人生艰难，终究一死”，但我不能接受。尽管我是一个富裕家庭的独子，我的父亲是查尔斯顿著名的律师，母亲是俄罗斯移民。我仍然觉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应该做些有价值的事情。

1940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一方面，当时它是对美国迅速卷入大战采取强烈反战立场的团体。另一方面共产党强烈主张言论自由及其各种族平等，我在这个在美国劳工运动中扎下根基的党身上，看到了匡正所有不公的希望。

在党内的两年，我组织了钢铁工人和矿工运动，我曾被伯明翰的红色特遣小组逮捕审问，在那期间，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甘于清贫，为的是帮助他人脱离困境，我看到有人为了理想而牺牲。我渐渐地悟到了一个道理：你的一生为别人的自由幸福做贡献，那就是你的幸福。

来到中国之后，我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这里我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帮助那些生活悲惨的人，为一个全新的社会贡献力量。

在我到达昆明后，偶然认识了几个报童。当时，我认认真真阅读每一份报纸。我每次都会买一份《新华日报》，这是共产党自己发行的报纸。有一天报童悄悄问我：“你想不想见见办这份报纸的人？”我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秘密地认识了两个地下党员，一个姓程、一个姓李。或许过去我也是个美国共产党员，我感觉跟他们有某种联系。我很乐意跟他们接触，但并未刻意这样，其实我并不确定将来会有什么结果。

有一天晚上，李带我去一户姓乔的人家。这位乔先生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告诉我，在延安，毛泽东在那片山区建立了根据地，延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舞会，从基层人员到毛主席都参加。那天晚上，延安活生生地展现在我面前。我对传说中廉洁的共产党起了很大的好奇心。

延安：可爱的地方

1945年11月底，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军即将撤离昆明，等待回美国解甲复员。而此时的李敦白已经不想回国了。他想尽办法让自己留在中国，并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在上海，通过地下党的帮助，结识了宋庆龄。不久，宋给他找了份工作。

当时，我奉命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武汉的地方办事处报到，并从那里往北进入大别山区。在那里，我看到了是共产党领导人和老百姓的关系，这是令我十分感动的。在解放区宣化店，我第一次观察到救济物资堪称公平、民主分发的典范，我由此敬佩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宣化店，我结识了周恩来。在拜访周恩来的时候，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想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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