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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红幕后的洋人

1945年9月的一个清晨，一架飞机从黑夜中驶出，飞过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机舱里有一个叫Rittenberg的年轻人，他原本以为，战争已将结束，很快他就会回家。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中国之旅足足有35年之久。这个后来改名叫李敦白的美国人，在中国见证了从内战到解放，从大跃进到文革等中国历史重大时刻。

■ 口述：李敦白 采访：黄欢

1945年，我24岁。

我没有想过要来中国。第二次大战以前，平常一个美国人不会想到去中国，美国人要是能够去法国、去英国，那是很了不起的。我也跟他们一样，曾经梦想着去法国、英国。然而，我偏偏来到了中国。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我应征加入陆军。就在入伍后不久，陆军当局对我做了测试，将我从野战部队里挑选出来，准备派去学日文。当时我十分惧怕，因为我深信日本会战败，而学日语就有可能常驻海外。于是我费了一番口舌让他们改派我去学中文，战争一结束，我也许就能马上回国了。可是，这一来，我就在中国呆了35年。

1945年9月，一个旭日初升的清晨，我走下飞机，感觉自己来到蓬莱仙境，我的双脚已经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了。

留在中国

在昆明工作的日子，我很快就发现，这里的老百姓没有任何手段保护自己，很多人生活都很悲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总会想起李木仙这个女孩——一个黄包车夫的女儿，也是我办的第一个案子的受害者。

她是个12岁的女孩，在自家的房子门前踢毽子，不料飞来横祸，被一辆卡车撞死了。肇事者是一名美国空军军士，他开着军用卡车借着酒的烈性想吓唬吓唬正在踢毽子的木仙，没想到把她撞死了。这名美国兵逃离现场。她的母亲受不了独生女死去这个刺激，不久就去世了。他的父亲李瑞山，通过掌管12户的甲长，再通过管理12个甲长的保长，提出索赔。

我开着吉普车去调查，又回到赔偿部，在写好的报告里，我建议给很高的赔偿。然而，我拿到的结果是：26美元。我把那个装着26美元的信封递给李，本想跟他说声抱歉。然而，他只是收下信封，鞠个躬。当天下午，他却出现在我的办公桌前，他带来一个信封，里面有六美元。

“这是干什么？”我问。

“谢谢你的帮助！”

“也给了甲长？保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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