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的研究，胡耀邦是我们党内最早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和总结“文化大革命”，并付诸实施的领导人。

1977年12月2日，他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讲话，而是要看实践，用实践来检验分析。随后，他组建了一个小组，起草指导学员学习讨论的文件。这个名为《关于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经验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是在胡耀邦具体指导下写成的。这个文件提出：要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4月，他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学习，用十天时间学习讨论这个文件。

胡耀邦能够明确地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和总结十年“文革”，这决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了他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显示了他的政治勇气，同时，他有较深的哲学修养，特别是牢牢地掌握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材料表明，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

（一）

1964年11月，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赴任前，中办主任嘱咐他，到任后一年不要说话。那时，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农村进行。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实践。陕西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搞得很“左”。胡耀邦到陕西上任后，敏锐地发现，运动搞得很过火，打击面过宽，抓人多（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1450余人），被整死的有六七百人，基层干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气氛紧张。生产形势十分严峻。粮食总产量由1956年的108亿斤下降到87亿斤，八百里秦川富庶之地的社员们生活过得比河北、山西的农民还苦。胡耀邦轻车简从，深入基层，直接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见面，不到两个月，就跑遍了关中、陕南4个地区20多个县。他通过一系列的实地调查，对陕西的总体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他明确提出：“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满妹《思念依然无尽》第144页）胡耀邦主持起草了省委通知，特别指出：“这样成绩，那样成绩，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最大的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他大声疾呼：“所有干部都要钻研生产，学会生产，参加生产！”

发展生产力是农村的基本实践。胡耀邦鲜明地把“生产好不好”，作为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这就是生产力标准，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践标准，就是以实践标准作为检验、判断党的路线方政策和各项具体措施的标准。这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同“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的宗旨，是尖锐对立的。

（二）

1975年7月，胡耀邦被派往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中国科学院有直属研究院所93个，是中国科学技术人才荟萃之地，在“文革”中，又是重灾区，仅北京地区，170多位著名科学家中就有130多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关在“牛棚”里。胡耀邦到科学院上任后，立即着手恢复中国科学院的工作秩序，让这个庞大的学术研究机构迅速运转起来。

针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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